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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還是“逆全球化”?

陳家瑛 |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發布日期:2016-12-29

尋求保護主義并非對付各國經濟困難和全球化給某些國家經濟利益所造成損害的良策。

近幾十年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帶來了世界范圍的經濟繁榮,但縱觀2016年,與這一趨勢相背離的事件卻層出不窮。從年初的全球金融市場異動,到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再到年末的美國總統大選;從德國公開反對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到美國兩黨候選人不約而同都對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說不,再到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傾向于實行貿易、投資保護主義,人員、商品、資本自由流動的壁壘愈發明顯;加之歐洲難民危機、土耳其政變等地緣政治沖突……2016年重大風險事件頻頻挑戰著被視為“不可逆轉潮流”的全球化,從伴隨全球化而生的反全球化運動,到如今逆全球化的各種現象出現,相關政策措施和市場態勢不斷突破常規邊界。

1、逆全球化現象并非反全球化的勝利

反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反全球化是一種運動,而逆全球化是一種現象,應當將加以區分。

反全球化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是對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一些弊端所做的社會抗爭,是一種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可以說是隨全球化之生而生的。反全球化主要發生在發達國家和拉美等地區一些比較富裕的國家。全球化的弊端主要表現為貧富分化加劇,在金融資本、跨國公司和那些能夠提供尖端服務的精英階層得到巨大實惠的同時,多數普通勞動者未從全球化得益。此外,還包括環境惡化等后果。實際上,這些弊端也并非全部由全球化造成。

從政治力量上講,拉美左派是反全球化運動的倡導者,他們將全球化視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指責美國把全球化模式強加給世界各國。歐洲新左派也接過這種反全球化的觀念,但其反全球化運動越來越明顯地表現為“拒絕德國”。歐美極右勢力的反全球化則主要表現為反移民和主張“本土化”。

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社會力量是發達國家中的下等中產階層,主要是“有組織的勞動者”,即工會成員及其支持者。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低端產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舉轉移,而技術的迅速進步“懲罰著”美歐國家不具備經濟活力和創新能力的工業部門。上述部門的工薪階層遭到這種社會變遷的沖擊。他們受到失業的威脅,受到低工資、低福利的困擾,生活得不到改善。另一支反全球化社會力量來自某些非政府組織,如環境保護主義組織等。

把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現象下結論為“反全球化的勝利”,是沒有多少根據的。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與反全球化運動本身并無直接聯系。在英國脫歐全民公投和美國大選中,全球化弊端所造成的社會不滿情緒或客觀或主觀地被利用來作為擴大票源的機會。不過,兩者各有異同。

其共性是,國家發展方向與多數民眾的愿望背道而馳,構成社會多數的平民階層,包括下等中產階層遭受經濟萎縮影響,將不滿遷怒于政治,而這些階層大多恰好就是傳統政黨歷來的基本選民,故而促使投票出現看似反常的結果。

從深層次原因分析其不同之處是,英國脫歐反映了歐盟決策機制的積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曾任巴西勞工黨政府戰略事務部長的國際知名學者曼加貝拉·昂格爾指出,歐盟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規則越來越由其中心決定,形式上的中心是布魯塞爾,而實際上的中心卻是柏林,可是確定公民社會權利的權柄卻握在各成員國當局手中。歐盟本應確保全歐洲享有最低程度的社會權利與教育,而今天的情況是,歐盟變成制約成員國全球化的“緊身衣”。而美國大選暴露出的問題,突出表現為多數民眾對美國式“政治正確”的不信任,對傳統政治和傳統政治家的不滿與拋棄。

2、“全球性的逆全球化趨勢”愈發明顯

逆全球化或者說非全球化、去全球化是逆全球化潮流而動的一種現象。逆全球化現象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受到廣泛重視,英國脫歐則使其引發國際高度警覺,特朗普當選更使這種趨勢備受全球關注。換言之,人們不能不擔心,逆全球化可能會出現一種加強的趨勢,有人稱之為“全球性的逆全球化趨勢”。

近10年來,逆全球化現象明顯。瑞士經濟預測顧問公司沿用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所創設的權威全球化指數模式,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趨勢進行了一項調查。該調查表明,在1990-2007年期間全球化指數從46.4升至65.1,其后開始下降直到2011年停止跌勢,2014年時納入調查的42個國家的平均指數為62.6。也就是說,金融危機后逆全球化開始得勢,導致全球化進程放緩并倒退,其指數至今仍然低于危機前水平。

逆全球化的具體表現為: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卷土重來,國際貿易大幅縮減,國際貿易與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之比由2:1降為1:1。二是世界投資下降,資本流動降低,2010后即便有所恢復但仍未回到危機前水平。三是有些全球性大銀行開始收縮其在全球的業務存在,被有些分析家稱為“銀行逆全球化”。四是以自由貿易為目標的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歷經13年而未能取得結果,反而TPP、TTIP等不透明、排他性并設置高門檻的區域貿易和投資合作方案浮出水面,這些區域性安排明顯是以保護主義和排斥特定國家為目的。

由于美國新政府在多大強度和規模上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仍屬未知,全球化進程面臨不確定因素,因此新形勢下逆全球化的影響值得密切注意。

首先,由于世界貿易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40%,因此貿易萎縮對全球經濟增長會產生嚴重后果,世界難以走出低增長的局面。

其次,20多年來從全球化獲益的跨國公司面臨麻煩和新的抉擇,大跨國公司的結構、管理、經營戰略和方式以及其資本的流向可能出現大的調整。

再有,發達國家的“社會國家”福利體系將面臨高昂成本和融資困難,這將導致社會福利改革的迫切性并將帶來巨大社會風險。

此外,西方國家政府可能將通過采取財政擴張政策和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來為經濟增長注射強心針,其后果勢必導致貨幣緊縮。美聯儲近期已祭出加息新政,且經濟界擔心美國加息的頻率和幅度可能會超過預期,這種前景對原本就很脆弱的全球經濟增長,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波動的金融形勢,無異于雪上加霜。

3、一種行進中的反復,全球化依然利大于弊

國際上多數學者都不相信逆全球化會形成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是意味著全球化進程出現的一種暫時的逆反現象,一種行進中的反復。當今世界需要加強商品、知識、信息和服務的交換以及其他統和形式來擴大財富的生產和推進社會的發展。這種客觀需要將持續推動全球化進程向前發展。

尋求保護主義并非對付各國經濟困難和全球化給某些國家經濟利益所造成損害的良策。國際學界警告說,上世紀30年代的歷史教訓不能重演。在當年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期,保護主義措施盛行一時。最極端的例子是1930年通過的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該法案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向進口的工業產品普遍征收高稅,最高者竟達400%。該法案通過之后,許多國家對美國采取了報復性關稅措施,使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都驟降50%以上。美歐之間貿易從此前的歷史高位驟降至1932年的歷史低位,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

通過推動自由貿易和完善世界經濟與金融治理來重振全球化進程,這才是逆全球化的應對之道。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既包括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也包括對貿易和投資采取開放政策的新興經濟體。改革開放的中國利用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化所提供的機遇,促使經濟取得迅速和巨大的發展。

全球化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言,依然利大于弊,因此中國應趨利避害,繼續推動全球化并利用其提供的機遇。為此,中國應該也能夠為積極應對逆全球化、遏制其蔓延發揮重要作用。

第一,高舉自由貿易的旗幟,推動世界范圍內的自貿協定談判和自貿區建設,推動搭建透明、平等、開放和共享的地區和多邊貿易平臺,以阻遏貿易保護主義潮流。特朗普雖然表現出保護主義傾向,其上臺后也可能會在局部上采取某些強硬的貿易保護措施,但從目前情況判斷,還不至于全面推行貿易戰。近期內,中國應爭取通過協商與談判同美國解決貿易爭執。

第二,推動20國集團進一步機制化,使之成為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的機構,在推動國際金融、貿易、投資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及全球經濟秩序調整中發揮更大作用。逆全球化現象反映了世界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監管機制存在的問題。有學者指出,現行國際金融和貿易管理架構落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因此要遏制逆全球化就需要更好地調動全球主要經濟力量,建立一個更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治理體系。包括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主要新興經濟體在內的20國集團堪當此重任。

第三,發揮世界新興經濟體的引領作用,謀劃擴大和深化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一體化,如推動金磚國家設立自貿區、上海合作組織一體化、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建設、構建亞太自貿區,繼續推動實現一路一帶與有關國家和地區一體化項目的對接等。國際學者強調指出,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的一體化潛力很大,比如這些國家的外國投資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很低。因此,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一體化將對全球化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第四,謀劃提出具體而有效的解決方案,切實推動全球包容性發展,以彌補全球化進程中所出現的地區、國家和社會階層之間的貧富分化問題。中國扶貧和拉美減輕貧富差距的經驗值得推廣。

通過推動自由貿易和完善世界經濟與金融治理來重振全球化進程,是應對逆全球化的良策。全球化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而言,依然利大于弊,因此中國應趨利避害,繼續推動全球化并利用其提供的機遇。中國應為遏制逆全球化發揮重要作用。

4、“全球化落伍者”巴西前車可鑒

近年來,巴西就對全球化一直采取抵制態度,至今還遠未完全加入全球化進程,還孤立于全球價值鏈之外。這基于拉美對美國、歐洲的傳統不信任,也基于對自己國家工業體系的不自信,認為一旦開放,就什么都是外國的了。巴西的開放進程在1994年后基本停滯,工業品平均進口關稅仍停留在14%左右,行政和稅收負擔沉重。巴西可以說是因落伍于全球化而身處困境的最好例證,這個擁有令人歆羨的發展優勢的國家,既沒能“搭上全球化的順風車”,也未能抓住機遇為其國家和企業謀取利益。

瑞士經濟學會編制的KOF全球化排名榜上,共有150個國家,巴西排名74。美國安永會計事務所與英國經濟學人智庫合作編制的世界60個最大經濟體全球化排名榜上,巴西位居第47。后者計算方法基于五大全球化因素:貿易開放程度、資本流動、科技交流、勞動力流動和文化整合性。這說明巴西全球化水平在主要經濟體中屬中間偏下檔次。

而在經合組織關于全球產業鏈融入度的調查中,巴西就更顯落后了,在包括了53個國家的排名中,巴西居倒數第三位,融入率僅為33%,只相當于排名靠前國家的一半。

巴西學者指出,究其根源,是過度保護主義把巴西“甩到全球游戲之外”。巴西是世界上經濟最封閉的國家之一,即便在全球化進程開始時的90年代,在巴西還有不少企業需要靠旨在規避國際競爭的國家庇護而生存。

據圣保羅工業聯合會一項研究報告,由于高稅收以及資金、物流、能源和原料的高成本,巴西的產品比中國同類產品價格貴30%,比墨西哥、印度和智利同類產品的均價貴28%,比美國、德國和日本均價貴23%。巴西不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促使企業進入全球貿易游戲中來,反而卻用補貼來掩飾其問題,向那些承諾在本地生產和從國內供貨商采購的企業給以財政鼓勵。在2003年至2012年期間,巴西政府就此共頒布了約1300項法令。這種保護主義政策最終阻礙了貿易的開放。

1990-2010年國際貿易由1萬億美元增加到4.5萬億美元,而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商品交換占國際貿易增長的60%。聯合國一項研究報告表明,融入全球產業鏈的企業的生產率比在國內市場購銷的企業高55%。參加到全球產業鏈中所引發的競爭促進企業提高生產率和競爭力。研究還表明,在1990-2010年期間,那些與全球產業鏈實現整合的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比那些沒有融入的國家增長均值高2.6個百分點。而巴西的經濟及其大部分企業沒能享受到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巴西的對外貿易至今占不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5%。

哥倫比亞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主任、巴西學者馬爾科斯·特洛伊霍在一個關于全球化的研討會上,將中國與巴西的發展成果進行了對比。1978年時,巴西國內生產總值2000億美元,是中國的3.5倍,而到了2011年,巴西經濟總量達到2.5萬億美元,而此時中國已是巴西的3倍,達到7.6萬億美元。

巴西如今變得既不是一個高效率的國家,也不是一個便宜的國家。據一家咨詢公司的調查,巴西平均工資為948美元,是墨西哥的兩倍多,比中國高80%。如果勞動力有資質的話,或許還不是個大問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在一個包括127個國家的關于勞動力素質的排行榜上,巴西位居57位。因此,巴西既不具備廉價勞動力的條件同越南和孟加拉這樣的國家競爭,又不具備足夠的資質與美國、德國和韓國等競爭。這就是巴西在當前世界經濟競爭中所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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